虚空地带
VOID TERRAIN
序言
“虚空地带”的意象，最初源自于我的“关闸”记忆。关闸指的是从珠海拱北口岸到澳门半岛北部关闸拱门那条不长也不短的人行道区域，这也是许多人家庭团聚的必经之路。这个被围起来的通道既区隔也连接了两个地方，它与周围更大的一片土地“边角料”一起，形成了一个森严而“空白”的边缘空间，除了部分人在中间设置的烟酒免税商店稍作停留，往返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尽快通过。关闸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权力系统中变迁、被替换和重塑。但不论被如何改写或是在以后被夷为平地，人为建构的边界已经根深蒂固地强调了两地的分野。而在作用力失效后，这片边缘空间则失去任何指向而处于虚空状态。
“虚空地带” 体现了人类改造空间的绝对力量。空间在经历不断挤压、断裂、位移、覆盖、堆叠的过程之后造成了无法填补的空白，过去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被循环往复地破坏了又重建的历史拓展成一个虚空地带。虚空也是实体，是真实的存在，所有的差异、矛盾都混杂其中。在地理意义上，“虚空地带”的内涵在民族国家广阔的边疆/海疆地区外延。这些地区在上个世纪被动地加入到了全球 “加速的”、不平衡的现代化进程当中，被不断地划分排他性的边界，形成了种种落差与失语。“边界”制定者在讲述历史的同时，也界定了社会情境中的主体和他者，原住民和新移民，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男性和女性，富人阶级和底层平民……在这种情况下，“虚空地带”被无限细分为“人的疆域”。边疆绝不是个体自由的浪漫想象。人们赤裸裸地面对周遭世界，面对地缘政治和历史遗留的不公和冲突，在地域变迁和文化反差中塑造自我。个体的人就像漂浮在虚空中的原子聚合物，离散而没有目的，无法冲出边界。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带来了中国东南海岸线危机，与此同时，拉铁摩尔所称的“中国亚洲内陆边疆”轮廓也在冲突中逐步建立。近现代边疆历史遗迹在当下延续。从2017年至今，我沿着东北铁路一带、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喀什地区，以及厦门鼓浪屿、嵊泗列岛、温岭探寻那些处于封闭的、相对静止的状态的“虚空地带”，展开摄影实践。并最终以“摄影随笔” （Photographic Essay）的形式呈现我的观察视角。
摄影随笔的概念最先在1937年4月，由美国《生活》杂志提出。“Essay”是一种文体，该词的词源有“平衡”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试验的意味联系在一起。这种文体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继承了从蒙田、培根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由本雅明、卢卡奇、阿多诺传承，并从方法论层面发展为一种认知实践，成为一种作者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作为认知主体的作者“以碎片的方式思考”的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融思辨与观察、考证与诠释于一体。随笔传达了学者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里提问和解析的过程，以及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既肯定又批判。《生活》杂志指出 “……相机不仅仅是记者。它也可以是一个评论员。它可以解释它所呈现的。它能像17世纪的随笔作家或20世纪的专栏作家那样描绘世界。摄影师有自己的风格，跟随笔作家一样。他会以同样的个性选择对象。他会以同等的方式呈现它们…..照片加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像约瑟夫·艾迪生的千言万语一样同质且个人化”。摄影随笔并非绝对客观、完整的报道，但它展示了摄影师对客体对象独特的视角，甚至能给现代文化和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同样地，我通过摄影媒介来关注人、城市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表面塑造及其固有的叙事；思考环境和历史如何在我们的身体和情感上留下痕迹并确立自我身份认同。希望能在摄影实践中找到地域共同体的枢纽或连接点，重新链接“虚空地带”。在这次的展览里，它们分别是码头、渔网、河流、铁路、巴扎。历史的演变、微观社会情景、个人决定和行动在其中展开。
腹地之旅
（2020-2023）
1.中东铁路
地点：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漠河、沈阳 、珲春
对我而言，“东北”是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地广人稀”的表述占据了我的视觉联想。在看完瓦尔达的电影《天涯沦落女》之后，我也急切地开启了我的“流浪”之旅，抵达了地理课本上所写的“中国最北端，是中国纬度最高、年平均气温最低的城市”——漠河。在那些被粉刷的“俄式建筑”和中式仿古的“亭台楼阁”下，我看到了一个更质朴的寒冷地区的小镇生活景象。无论是赶早市的、路口烧纸钱的人群，在风雪里卖冰糖葫芦的阿姨，还是定制边境旅游包车司机，成群结队的清雪工人。我开始思考，一个超越省籍的、整体的“东北”身份认同从何而来？
“东北”作为一个空间单位，在 19-20 世纪牵动了周边各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除了中国东北四个省份，还涉及了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蒙古国东部，朝鲜半岛北部、日本北海道。各国在此划定边界，东北成为各国走向“现代”的试验场以及不同国族史、民族记忆的附属地带。而1897年8月动土兴建的“中东铁路”，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将东北地区整合进了一个更广阔但联系更为紧密的世界中，也将东北改造成了“冲突的摇篮”。
中东铁路，中国东方铁路，即最初的“大清东省铁路” ，指的是俄罗斯帝国修筑的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的铁路系统总称（往西延伸至满洲里-俄国赤塔；往东延伸至绥芬河；往南延伸至大连旅顺的支线），于1903年全线通车。在日俄战争后，北段改称北满铁路，南段改称南满铁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重新控制该铁路，称为中国长春铁路，1950年后最终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铁路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工具转变为民族国家追求独立富强的象征。铁路的建设带来了领土权的争夺；区域整体的测绘与想象；资源开发与重工业的发展；移民人口的聚集；现代化都市的规划与建设。一批又一批新兴城镇拔地而起，最终又落入静止的状态。
1910年，鼠疫随着铁路线蔓延，6万余人死亡。110年后，当我第一次踏足这片东北大地，全境进入了“抗击新冠疫情”的静默中。公共卫生系统和防疫制度确立了新的“边界”，而我成为了一个“危险的入侵者”。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感受到了东北地区在多边互动、融合中的封闭性。而穿着厚重又戴着口罩的人群呈现出异常匿名的状态。在朝着中俄、中朝边境行走的过程中，那些单调而匮乏的工业景观，重复而看不到尽头的大自然，使人的动作变得迟缓。各种近乎无人的少数民族乡村、煤矿小镇、边境贸易商城，承载的既是人们对富足、安宁的渴望，也是年轻人对“熟人社会”的矛盾情感和“逃离的向往”。
《天涯沦落女》里的莫娜在流浪途中遇到了不同的人，或是出于同情、关爱、鄙视、厌恶、羡慕或另有所图。那些接近她的人代表了不同的欲望，但却无人真正知晓莫娜的流浪将引向何处。他们用各自不同的视角拼凑出了一个追寻自我和自由的女子最后的岁月。在铁路中诞生的东北地区或许就像莫娜一样，在精疲力尽之后坠入了一个无名的沟壕中，未完成的现代乌托邦演变成了一场场噩梦。从荒野到现代化都市、战争的策源地、工业建设的模范基地，再到“铁锈带”，铁轨下的大地，在风雪中沉默。
2.绿洲巴扎
地点：乌鲁木齐、喀什
《生活》杂志在1943年11月刊登了以 “在荒无人烟之地着陆”（Land at the back of nowhere）为题的摄影随笔,结尾写道：“在新疆伟大的绿洲之间，沙漠与两万尺的高山再次逼近, ‘愿此有路’”。沙漠戈壁上赖以生存的绿洲就如大海上的岛屿，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与经济产业，形成了一个个自给自足、相对孤立的中心城镇。1950年代，生产建设兵团建设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公路网。1961年兰新铁路的完工，各边境城镇得以经由乌鲁木齐和中国内地联结在一起。
在北疆前往南疆的火车上，一个转瞬而壮观的景象吸引了我——来源于一种自然的震撼，地域的感官冲击——尘土飞扬的戈壁滩远处，毫无征兆地浮现出了一片密集的人群。后得知那是一块叫做“荒地乡大巴扎”的地方。或许，在公路、铁路网的建设之前，以巴扎为点的原始“长途线路”已经穿越盆地与山脉，沟通了东西南北。“巴扎”一词源自波斯语بازار，意为市集，已经成为了特定的文化符码。但这个词是否真的具有特殊含义？抑或只是一个音译词语所扩大的无限异域联想。
一位维族的友人跟我分享了一个让他困惑的现象。在中亚、包括新疆地区，人们将去过麦加朝圣的人尊称为“阿吉”（Haji）。但实际该词在沙特阿拉伯指的是“外地人”。同样地，“塔克拉玛干”的含义在媒体被广泛误传。甚至连族群的命名在转译时也变得不稳固—— 汉语文献里的“回鹘”“回纥”“维吾尔”。仅仅是由翻译谬误造成的交流落差，已经加深了我的摄像机与这片区域的隔阂。但我发现了，相同的词缀زار，有“访问”之意。还出现在麻扎（陵墓）、古丽扎尔（花园）两个词里。
巴扎、麻扎、清真寺、涝坝、古丽扎尔、巴格（果园）等一系列公共空间不可分割且相互交织，融入了城市的结构和空间秩序之中，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绿洲生活、仪式、精神体系。正如周五“大巴扎”日与宗教礼拜日（Jummah）重合，季节性的、周期性的巴扎同时也是时间计量单位。而固定的巴扎作为一个经济场所，建立起了一个地方性的生产系统，不仅传承了家族技艺，还发展起了乡村-县城-城市不断向外扩展的组织，联通了新疆腹地。依托巴扎联系起来的还有一个更大的跨国、跨文化贸易网络。具有更大规模的巴扎成为了各民族文化差异与融合的集散地。
然而在今天，巴扎已经渐渐不再承担这些功能。它不具有自我辩解的能力，它从前是怎样的，现在又是如何，无从解答。我也始终只能在外围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