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弗洛伊德后期转向社会文明和文化研究的三本著作 ，尝试用精神分析方法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动机与轨迹提供一个新的阐释。

这三本书篇幅较短，但读起来还是略费力。整体的论述像一趟“绕弯的旅程”。比如《图腾与禁忌》中将众多人类学家（弗雷泽、冯特、泰勒）的观点铺陈再进行剖析。《一个幻觉的未来》中以问答方式进行自我辩护而又自我否认。《文明及其缺憾》亦是抽丝剥茧式地追问。  它们最终都落入同一个终点——俄狄浦斯情结。正如弗洛伊德说的始终以席勒的格言——“饥饿和爱情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东西”，即生存与爱欲，作为出发点。

文明的进化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这个物种为生存而做的斗争。但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弗洛伊德指出了个体本能的要求与文明的限制之间无法解决的对抗问题，并以一种作为欲望主体的文明社会和个人的力比多拓扑学进行解析。

而在爱欲背后，还同时有着“死亡本能”的驱动，向内自我毁灭（死亡），向外产生攻击性和破坏性，共同构成了“文明最有力的障碍”。因此，文明（父亲形象）极力压抑这种本能，使得攻击性转向内部（自我），超我的“良心”与自我之间的张力形成“罪疚感”，文明进步通过提高罪疚感而付出丧失幸福的代价，在无意识里表现为某种缺憾。从个人到群体，弑父的模型在最后以社会病理学的形式被完整呈现。

“死亡本能”的提出同时也是在对《一个幻觉的未来》中“海洋般感觉”的宗教体验的解释，“这是生物在表达想要回到其无生命起源状态的一种渴望。” 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即退回到自我尚未形成的，孱弱无助的儿童阶段，迫切需要父亲（神）这一具有危险性的外部权威的保护，产生依恋。而爱恋背后都存在着隐匿的敌意，宗教幻觉的形成与俄狄浦斯情结又不谋而合。

弗洛伊德对宗教的起源最早的探索实则是在《图腾与禁忌》中。这也是三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本。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进行了更谨慎、细密的探讨且通过“思想全能”的概念已经初步勾勒出了与欲望主体的形成过程相对应的泛灵论-宗教-科学的文明宇宙观发展图景。先从原始人的乱伦恐惧开始，分析图腾崇拜与禁忌的相关性，然后分别探讨图腾崇拜与禁忌戒律的根源，再扩展到宗教、社会的制度。仍然是到最后才揭示原始图腾崇拜中的两项禁忌——不得杀害图腾动物、不得与同图腾氏族女性发生关系，与弑父、娶母的故事原型竟然再次契合，图腾制度正是儿童原初欲望的产物。读到这里，不管这个俄狄浦斯理论本身是否具有信服力，我不得不被弗洛伊德的敏锐与自洽折服，整本书中许多值得注意的却毫无联系的事实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 

《图腾与禁忌》里对于死亡问题的阐述让我印象最深刻，我也想借此回到纪念碑的讨论上。梦境、影子、镜像都能引发人对灵魂的联想，所形成的灵魂观念假定了人的灵与肉的双重属性。在弑父的模型里，亲人死亡时个体所面临的情感冲突同时表现为哀悼之情和对灵魂显现的恐惧。恐惧其实是对死者的敌对情感的投射。献祭行为是对难以忘却的“犯罪行为”的重复和纪念，也是对此岸彼岸的隔断。对待死亡，人类处于罪疚—哀悼—狂欢的循环往复之中。这一系列论述让我回想起汉斯·贝尔廷在《一种图像人类学》中将但丁《神曲》对灵魂的描写和林璎设计的越战纪念碑并置。我在此想延伸一下他的观点。神曲中的灵魂以人形阴影呈现，即逝者再生时的图像的再现，并且是只向但丁显现的图像。但丁在旅程中与维吉尔、诗人朋友、维吉尔与老师分别进行了三次灵与肉的接触。但丁面对灵魂虚体首先是恐惧的，但同时也流露出了自己的优越性，以及在诗歌的师承关系中的超越。在此之后，但丁将要担负起诗人的责任，完成朋友老师们未完成的任务。正是这种面对亲人死亡的矛盾情感，林璎赋予了一种处理死亡问题的视觉形式。纪念碑呈现出一个抽象的“大地的伤口”，嵌在一个下沉的通道里，阳光从背后照射在哀悼者身上，影子投射在刻有牺牲者姓名的、带有反光材质的纪念碑表面上，死者的形体因为哀悼者而复现，名字作为一种所有物也“召唤”了灵魂，生者与死者在此刻对话并重叠。越战纪念碑正混合了美国人对与战争和逝者的复杂情感——罪愧、哀悼或是歌颂，尽管它本身极力想要规避战争的指涉。

对弗洛伊德三本社会文化著述的“回溯式”阅读报告也到此为止了。为了避免引用过多的术语，造成更多的解释，只能简单提取其中的一些线索，其中也必有一些误读。弗洛伊德的理论过时与否，有用与否已无关紧要。如茨威格评价的“他捍卫自己认知的内在真理，始终不渝……外界的抵制越强烈，他的决心就越大。”让我最后引用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的原话“获得个人信念的道路始终是敞开的”概括一下这次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