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次20世纪法国思想史概观。梳理了从柏拉图到笛卡尔视觉中心主义统治的建立过程，在巴洛克时期发生断裂，再由“柏格森对时间空间化的批判，巴塔耶对炫目太阳和无头身体的支持，布勒东对野蛮眼睛的最终祛魅，萨特对 “观看”的施虐/ 受虐式的描述，梅洛一庞蒂对新视觉本体论的信仰的减弱，拉康对镜像阶段产生的自我的贬低，阿尔都塞将拉康的理论用手构建马克恩主义意识形态，福柯对医学凝视和全景敞视监狱的严厉批判，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评，巴特讨论到的摄影和死亡的联系，麦茨对电影的视觉制度的苛刻否定，德里达对行学和白色神话的镜像传统的双重阅读，伊利格瑞对父权制视觉特权的愤慨，列维纳斯声称伦理学被建立在视觉上的本体论所挫败，而利奥塔将现代主义等同于对视觉的崇高式除权”形成了20世纪反视觉中心主义的话语。
光的辩证法
柏拉图区分了两种视觉，他所赞赏的是一种心灵之眼，而非正常知觉的肉眼，只有前者与至高形式的理念之间存在联系。分别对应流明（lumen）——光的完美直线形式、勒克斯（lux）——人类视觉的真实体验。光的双重概念相互补充并生发出两条传统，即思辨和观察；归纳和演绎；启蒙和启示；真理和经验；镜像和欲望；形式和颜色；静止和运动……当心灵之眼和肉体之眼其中之一遭受攻击时，另一种理解总是能够取代其理解。
观察对外界刺激不经中介地吸收，是知觉全然坍塌成为纯粹感受，而思辨（speculation）可以为其进行构型（Gestalt格式塔）或判断，赋予形式、结构，从而不让观察只是一个纯粹被动现象。思辨意味着能够自我反思的纯粹知识，一面毫无保留地只是反映自身心灵与形式的绝对纯洁性的镜子，将一切多样性整合为一，没有了任何物质性的残余。视觉被赋予的特权不仅高于其它感觉，也同时导致了对语言和修辞的贬低。语言只是意见（doxa），视觉只是幻象。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笛卡尔问题：视网膜接受到的感性材料明明是上下颠倒的，为什么我们的意识的视觉经验确实正常的？这个问题假设了视觉经验是在一个类似于摄影暗室中进行的，区分了作为物体的眼睛与主观的观看经验两者。笛卡尔假设了心灵中有一种自然的几何学并且是欧式几何，并认为这样的结构在一种镜像反映方式上和外部世界一致。这样的二元论强调了无身体的眼睛的价值，证明了一种完全旁观性（spectatorial）的而不是投入性（involving）的眼睛。后面哲学家对笛卡尔的批判也基本建立在柏格森早期对笛卡尔早期倾向于空间性而非时间性上的批评上，梅洛-庞蒂等批评者则要求恢复被去除的身体。
视觉补偿
中世纪之后艺术与宗教开始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新教主义者并非想用视觉的辅助去教导信仰的神秘事物，但视觉却开始与政治、权力等相结合。文艺复兴的自由主义美学强烈依赖对于光学体验的信仰，文学中也到处提到眼睛。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创新也加强了一种对视觉的去叙事化的倾向，这种技术便是透视法的发明。在透视法中，画家和观看者的身体被搁置，一只高于时间流逝被永恒化的眼睛被突出，视觉场域取代了视觉世界。
居伊·德波认为“巴洛克是第一个将历史和审美融合在一起的艺术运动”，而之后的达达主义压制艺术，超现实主义想要实现都是在对由图像主导的社会关系进行激进重组。巴洛克是对科学理性主导视觉秩序的一种颠覆，鄙视柏拉图般透明的清晰性，让人炫目，不断扭曲，而不是呈现出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真相的明晰而稳定的视觉，巴洛克是在试图再现某些不可再现的事物。乔纳森·克拉里也指出，1820-1830期间，流明已经被勒克斯取代。现代主义的绘画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透视主义光学实验的实验室，带着截然反视网膜主义的潜流，该潜流在杜尚那里达到高潮，并且大致与法国先锋派文学实验的发展特点平行——19世纪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法国新小说、象征主义诗歌对颜色和音乐性的执着…….
艺术与权力的联系首先在城邦国家和皇帝宫廷中得到利用，这种景观在路易十四那里达到顶峰。对视觉定义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的依赖逐步加强。卢梭对“纯粹在场”的祟拜启发了斯塔罗宾斯基的偶像破坏的节日。在这种节日中，法国大革命进分子针对图像和它们诱人的力量有时候表达出矛盾的情感。雅各宾派像他们之前的清教徒一样，急切地摧毁对宗教和政治权威中被否定的象征符号紫拜。最突出的是那些围绕着旧制度的皇位和祭坛的景象。但他们不是去除景观，不是消灭剧场，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革命性想象，这种想象和他们试图推翻的想象一样，都是视觉中心主义的。阿波罗式的大阳王被 “革命的太阳神话”取代。当宗教和费族艺术作品被去语境化成为可能，以及1793年8月卢浮宮岁成公共博物馆之后，国家艺术遗产才有机会在雅各宾派的狂热中存活下来，对全视式旧制度的捣毁实际上很快被其革命性等价物取代了。
全视的可能
光学理论通常浸透着宗教意义。如塞缪尔·埃杰顿所说：“直线透视……依赖于光学原则，它似乎象征着数学整齐性与上帝意志之间的和谐关系。”视觉的微观世界被认为是复制了天体数学家创造的无形的宏观世界。即使新柏拉图神圣光照( divine radiation）理论，难以让一个越来越世俗的世界信服，几何秩序的积极联想仍旧徘徊着。
海德格尔在对环视（umsicht）的讨论中同样指出的，认知整体性的主要障碍是我们个人观察点的性质是被设定的，它看不到超出知识有限范围外的事物。萨特自己也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上帝也不能总体性地“看到下面整体”，因为总体性是没有外部的，没有任何一个那样的视点能被想象。而且一旦有这么一个可以把一切总体化的上帝，那么总体性对他而言也仅是客体，他又作为了一个不透明的超验性他者，仍是主奴关系。总体性必须是一个主体认识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外部视点。
梅洛庞蒂认为“没有任何概观总体性的上帝之眼，能够给了无产阶级，或给任何其他佯装能担任历史主体 / 客体角色的伪装者。” 历史的肉体与自然界的肉体一样，是不可被概观的 （unsurveyable）；我们总是处于一个“交错配列”（chiasmus)，多层次的过程之中，可见性和不可见性就像存在的一个折子一样，它是一个交叉，一个铰链，而不是一个可从远处观察到的平坦地形。对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新的不可概观性（unsurveyability）”，指的是新蒙昧主义已丧失的上帝之眼的视觉 。在认知整体性的宏观层面上，没有一个“将整体看作总体化的元主体”，视觉的救赎观念不再可能。
但是太阳只有一个，视觉的中心地位未动摇。“当视觉从理性的心灵中被驱逐出时，它可以幻觉的拟像形式返回，戏仿意义和视觉的联系”。太阳的光照是崇高的理性之源，也可以是危险性、侵略性的、肢解性的破坏之源。以笛卡尔透视主义为批判前提，对眼睛的拷问变成摧毁理性之明晰性的反启蒙的工程，这个工程在主题上，一方面是生活的，时间中的有意义经验，言说的直接性和集体参与；另一方面是针对僵死的空间化图像，凝视的距离化效果，个体化沉思的被动性。一边是代达洛斯式（Daedalus）徘徊在迷宫般的空间中的步行者；另一边是伊卡洛斯式（Icarian）的总体化，飞向太阳而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