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的信仰天平一边是虔诚的供奉，一边是上帝的许诺。这个天平在常态下是平衡的，约伯也是“完全正直”的义人。然而，他的虔诚并不是无故的，他是“敬畏”的受益者。当他的富足生活被收回时，“俯首听命”的常态被打破，“有所期待的信仰”遭到考验。

      约伯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上帝仍然没有给他许诺，而是谴责他不懂得苦难的意义，并把“伟大的创造”指给约伯看，这就是他要接受的全部——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

地下室

       “地下室”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洞穴比喻，出自《死屋手记》。地下室里是各种各样秉性难移的“一般”人，他们无目标、无节制、共命运；在高墙内的世界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这是他们唯一的现实和可能。这片天空就像洞穴里的影子一样，使得秩序完满。“俯首听命”的地下室人就像“圆周点不羡慕也不想得到圆心地位的特权，在历史上也没有机会使一个通常的点怨恨自己的命运”一样。

       作者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继续阐明，地下室即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普罗提诺的“泰一”、斯宾诺莎的“三角形内角”、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康德的人类“应有经验的界限”、陀氏的“二二得四”。在此天平上，一端放着科学的二二得四，即理性编织的强迫性世界、“自明真理”构成的道德规则。另一端是比人类沉重的苦难以及“最受尊敬的”东西——凌辱、恐惧、喜悦、绝望等，包括超过世界史的全部事件。然而，天平向“二二得四”无限倾斜。

      像但丁进入地狱时，“汝等即将踏入此地，放弃一切希望吧”。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室与鸡窝、水晶宫没有差别。作者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告诉我们面对苦难，需要的只是呐喊、诅咒和哭泣而不是让人负担的“裁决权”。现实世界本身充满罪恶与丑陋，直面而非粉饰才是“敢作敢为”，义无反顾地出走而不是理性地思考才是救赎之路。

未明的恐惧

      “万物皆失，只留下‘二二得四’，人们忍受得了这一点吗？”   地下室人直至生命的终结，始终都处于对于自己渺小和罪过的疯狂恐惧中，发出了哈姆雷特式的提问。这种恐惧由“梦、死和非存在力量统治着”。为了摆脱恐惧，逃离了洞穴，却走进了但丁的密林。

       作者将这种无根基的恐惧延伸到了柏拉图的“回忆说”，普罗提洛的“觉醒”、“神魂颠倒”。这种恐惧常常伴随死亡的体验而产生对“必然性”的怀疑 。是《白痴》里梅斯金公爵的新生活，伊波利特的自白；《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洗心革面的诺言”；《群魔》中的苦行僧“宣告一意孤行”

……这些都是不受“一般”喜欢的人，他们与“共同世界”渐行渐远。

      托尔斯泰的折磨也是从对死亡的恐惧开始的——以《狂人手记》为总标题、到后来的剧本《黑暗的势力》中的农民、虔诚的苦行者谢尔盖神父、公务员伊凡·伊里奇、《主与仆》中的商人布列胡诺夫。无缘由的恐惧和疯狂的焦虑打破了“一生苦苦撑住的体面”。

叫喊

       作者认为陀氏是拥有非天然的、理性之外的“第二视力”的人，他认识到 “人喜爱苦难而胜过喜爱幸福，混乱和破坏有时比秩序和创造更可贵”。在混乱中，以情欲、嗜好为名义的精神错乱才能得到理解。像葛洛斯特的预言，“亲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弟兄化为仇敌，城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里潜藏着阴谋”。

    “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着”是所有理论的全部意图。“意欲”和利益的相统一要求我们不能“无所谓”地存活着。而生存的根基是金钱、武器、住处。抛弃了这些，离开“一般”的结果是成为怪兽，像布理丹的驴子一样面临抉择，而不是变成神。   

      经历从生到死的转变，带着不可理解的绝望的喊叫或疯狂的大哭，李尔王在暴风雨之夜的癫狂与叫喊。在可见的世界里，灾难是无法解释的。爱德伽抱着父亲叫喊“人们的生死都不是可以勉强求到的，你应该耐心忍受天命的安排。”敢作敢为的结果是再一次的俯首听命。

归罪于无罪者

       天命是什么？“想要了解永恒性，不要再问它们的最高存在的源泉的“思想”，观念存在物，现实存在物都无怨言服从，一起构成同一的永恒存在时，消除渎神的恐惧，就会用自己的存在把它变成一向自满自足的原本世界的安静和谐。”俯首听命成为了逃避苦难的方法。

      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仅仅是一种向现实转变，但尚未完成的可能性”，一切苦难和罪恶的秘密就在偷吃禁果的故事中。“一切个别事物”的出现都是渎神的，是自由意志逃脱并跑向“没有权利的存在”。洞穴人离开洞穴直面外面的阳光，在总的秩序中留下了一个空的位置，“均势”或是充实性原则要求抵偿，人类必然地受到死亡威胁的惩罚——归罪于无罪者。愿意为自己的恐惧发问的人和“郑重宣布谦恭的人，才是为权力斗争，敢想敢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