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由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1996年3月18日在法国巴黎一台录制的两次电视内容讲座修改而成。通过上电视来批判电视，即他的“参与性对象化”方法，揭露了电子媒介文化民主与霸权专制的一体两面。本书有两个主题：一是电视是一种反民主的象征暴力；二是电视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
象征暴力——“前所未见”与“历来如此”
第一个主题源自本书的第一部分《台前幕后》，可和《娱乐至死》进行比对。娱乐是与政治绝缘的暴力、煽情、娱乐等等“拟态环境”的再建构。本来电视节目就已经是相对于客观现实的有选择侧重和议程设置的“拟态环境”。
电视所报道的事件是“戏剧化”的，旨在充当制造现实的工具。社会困境只会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存在于媒体当中。即使把日日出现在报刊上的“困境”都罗列出来，也只能得到一大堆“为记者准备的困境”的东西。“事件从来就是调动媒体的产物。”针对某一件事，媒体在一定时间内一致同意把它当作一起事件。一旦媒体不再谈论，那些基本上是媒体产物的运动就会很快销声匿迹。新闻界密切关注某个地点，期待出现“前所未见”的事件。殊不知这恰是在当地现身的记者所引发的“预期”。
这种“预期”也源自于电视对“快思手”（fast-thinker）的偏好和鼓励。随时制造、提供新闻要求一种“在谁也不再思维的条件下进行思维”的能力，以应对“紧急性压力”。在固有思想的框架下，发话者与接收者只实现表面的交流——在瞬间里对“历来如此”的信息再次确认。这个过程省去了所有推理、论证所需的时间。
信息正处于“圈内人之间的恶性循环”中，这也导致了新闻报道的同质。“为了抢先一步，他们在手段上相互效仿，最终的目的是追求排他性，这导致了千篇一律和平庸化。”竞争在这里为能促成独创性和多样性，只造成为了“覆盖”事件而对竞争对手活动的长期监视和“镜像游戏”。
由收视率裁决
“谁是话语的主体？”的问题始终未知。于是本书的第二部分《无形的结构与影响》引出了“场”的分析。有关场域的理论是布尔迪厄的独创，其理论最初来源于他研究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而得出的“文学场”结论。“场域”就是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和挪用的领域。它是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而形成的一个结构化空间。
同样在艺术场的生产中，艺术家直接可见的活动遮盖了代理人、批评家、画廊经理、博物馆长的活动。正是靠这些人的竞争与合作产生了艺术品的观念与价值、确立了游戏规则。作者一再强调“事物的关键总是在整个领域的结构史层次才会凸显”。本书的研究对象不是记者或是新闻行业的权力，而是愈加屈从于市场要求（读者和广告客户）的新闻场机制。该机制通过记者本身进而对其他文化生产场施加影响。
收视率决定电视的存活、地位与胜负。记者所报道的受到所在媒体机构市场份额与媒体地位的限制。于是通俗化、犬儒化成为大多数电视记者的信条。电视场主要受制于经济场，但同时还对其他场诸如艺术场、文学场、科学场施加影响，或与政治场合谋。记者的调查与法院的调查有相似之处——在均有发言权的有关各方之间表现出客观性，就像在一场诉讼当中那样。对于一起事件兼顾官方和见证者的说法。
广告效应下的世界图像
电视作为多感官延伸的媒介必然伴随着人脑对单一信息的怠惰处理和注意力的多面化转移。简而言之，电视仿佛就是为娱乐而生。新闻纪事的“快速跳跃性和习惯势力的快速运转”造成了观众的记忆缺失和遗忘症，也使记者免受惩罚。
作者在另一书《世界的苦难》中通过回顾沃昂维兰事件的报道，更具体地揭露了电视记者通常只强调问题的罕见表象。偏重于保留暴力行为和与警方的冲突、破坏行为，而且未加整理地抛出新闻界搜集起来的解释，作为混乱状态的起因。“媒体面对的是时下的行为，而且集体制造出一种社会表象。”记者关注冲突本身，而不是导致冲突的客观局势。这些冲突已经成为更普遍的社会危机的象征，然而对于社会危机的处理却倾向于脱离具体情境。这些事件同样反映出许多经过媒体通过概念程式建构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郊区生活、移民、不安全感、帮派、青年、宗教极端主义等等。
“广告效应”将新奇与重要混为一谈，制造了一个即时性的、前后割裂的、原子化、非历史的、去政治化的世界景象。“络绎不绝的难民队伍、接踵而至的一个个事件”没有解释地出现又毫无出路地消失，只能激起一点仅存的人文关怀，更甚者调动群众的排外与歧视、恐惧与不安等负面情绪。亟待重启对话和恢复信任。
然而，作者所采取的精英主义立场与结构主义分析稍显无动于衷。他坚决捍卫“文化价值中心”，对所谓代表着大多数人期望的批评标准提出质疑，对信息传播工具的垄断提出质疑。文中说“所有的文化产品在我——但愿不止我一个人——在一部分人眼中是最崇高的人类产物，如数学、诗歌、文学、哲学，所有这些东西的生产都是反对与收视率划等号的，但是反经济逻辑的。”作者预想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化生产、传播环境。通过优质文化普遍性而非均等化传播，重新弥合、连接空间上的割裂、时间上的断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