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今年的跨艺节，我开始接触空间领域的创作。而这次的作品定位是一个纪念但丁逝世700周年以及上海现代化进程的“纪念体”。脑海里就产生了一些很大的问题。是什么让纪念碑成为纪念碑？一个临时搭建的、展期10天的构筑物能否称得上是纪念碑？在当今的城市环境里，尤其是面对众多的“去纪念”活动，是否还需要有纪念碑？21世纪甚至是之后的纪念碑又会以什么形式成立？这一系列问题虽然显得宽泛而无解，但希望可以作为这学期阅读书单的出发点——纪念性空间的创造，从个体的纪念碑到城市空间，重新认识“纪念碑”。

       “传统本身支持了对传统的改造”这个标题摘自《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对刘惠帝改造长安城的描述。惠帝极力修建新城墙，使长安恢复周朝理想化的“古典式”纪念碑都城形象，以寻求稳固的象征体系，赋予都城以传统的权威形象。但是这种“表面框架”并未能与当时的帝国需要和城圈内的街道建筑功能相吻合。空间设置的问题还造成了祭祀仪式与朝廷活动的矛盾，以至于不得不将高祖庙迁移，改变“周城的模式”。这一迁移反倒促成了陪陵制度和陵邑建设，使得宗教活动从庙宇空间转向了陵墓空间，整个都城的结构也进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当中不变的传统是儒家“孝文化”的基础。 这一个例子正体现了本书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纪念碑和纪念碑性的演化。

       长安城作为一个“纪念碑式城市”，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综合为一体的建筑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在“正统”与“异端”中对抗，并非一个左祖右社的理想模型。这种具有等级性的空间设计将新的社会政治结构转变为视觉的和纪念碑式的形式，反映着这个王朝的历史与权力的变动。可以说“纪念碑性”和“纪念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内容”和“形式”间的联系。通过这二者的关系，作者巫鸿将夏朝到汉朝的宗庙和礼器，墓葬和随葬品，都城和宫殿三组纪念碑综合体和纪念碑统入了一个以“礼”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中。但绝不是一个僵硬的单一的发展序列。书中不断强调要将作品还原到当时的语境、环境、脉络里进行分析。比如礼器是如何通过质料（材料的发现：陶、玉、青铜）；形状（“脆弱性”到繁复奢华）、装饰（动物纹样的抽象）、铭文（从徽志到记述伟绩）与礼仪活动、场所共同实现纪念碑性。而纪念碑性的具体内涵又是如何在核心家庭代替大宗族、丧葬概念与神仙崇拜的结合、权力中心从宗庙到宫殿的转移的进程中通过不同载体发生演变的。在这中间，纪念碑和纪念碑性的发展不断地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受目的论支配的先决历史过程。

       本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和思考路径，将Monument的概念应用到了中国传统的礼制传统中，亦拓宽了纪念碑的概念，使其从方尖碑、圣像 、制式中脱离开。比如书中提到的九鼎，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性纪念物却是一套实用炊器的形式出现。但在祭祀礼仪中的用途，使它们成为宗教活动中沟通人、祖先与神。它们的纪念碑性作为王朝“天命”的延续象征，是由最早创造和获得这些神器的祖先以及数百年继承和拥有过九鼎的先王们共同塑造的。但权力的象征并非通过九鼎的物质性占有获得的。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之所以能够延续数百年，是因为它们在祭祀中的持续被使用不断充实和更新对以往先王的回忆。而所有权的转换还必须通过“定鼎”的活动给以礼仪性的确认。由于只有王室成员才能主持这样的仪式，九鼎的使用者才与政权的继承者象征地联系起来。“纪念碑或是纪念碑性的历史”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现象，只有把它们和历史中其他类型的纪念碑和纪念碑性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序列 ，才能反映变化着的历史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