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总体上按照年代顺序，以“半传记式”的方式将三位先锋派-构成主义代表人物——罗德琴科、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的艺术生涯，在历史转变与个人理想的冲突中勾联起来。作者马格林在赞许他们的乌托邦信念的同时，也带着理解之同情看待艺术家们在现实中的妥协。通过具体的事件、作品案例来理清他们之间被掩盖的差异性。
构成主义的三个面向
在勾画三个艺术家的对乌托邦的不同阐释与行动之前，马格林以彼得·伯格（Peter Burger）的先锋派理论定下了一个“艺术—社会先锋派”的共同理想，使艺术成为社会生活组织建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尤其是一个进步的新社会的建设。
俄国构成主义艺术家展开了关于艺术价值的激烈辩论。马列维奇希望至上主义能够包罗万象地再现人类精神，并通过UNOVIS小组（新艺术的确立者）将至上主义形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对象。利西茨基追随了他的步伐，认为意识是先验的而不是物质的，创作了普朗（Proun）系列绘画，指的是“肯定新事物的项目”。普朗践行了马列维奇对绘画时间维度的构想——在运动中体验空间，这也是绘画到建筑的转折点。他坚信空间中的形式关系、物体的力量具有“精神化”的作用，可以使人认知世界的本身的秩序而指导人的行动。
而罗德琴科一开始就与苏维埃政权为伍，认为革命意识可以通过具体的物质对象表现。生产主义者以“绘画、雕塑与建筑有机体” 为代表，希望将各种空间艺术汇集，通过创造通过创造与运用书报亭、招贴、家具与剧场装置等新对象，最终能找到一种代表无产阶级文化的视觉语言，而罗德琴科在1925年巴黎现代工业博览会设计的工人俱乐部就提供了一个范本。但这一类的传播模型设计，一方面以具体功能为出发点，使群众置于从属关系中，走向了反乌托邦，塔特林的纪念碑正是其中一个代表。另一面，对于形象的强调，忽略了语境和背景，使项目脱离语境，在80年代发展为“纸上建筑”幻想。
在西方，构成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且贯穿的理念，正如在德国的匈牙利人纳吉，始终游走在不同立场间。如果要归类，更接近彼得·伯格所描述的审美先锋派。转向对美学领域的探讨并且集中关心形式问题，有密切的关联。伯格认为先锋派关于艺术语言的新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他们的重要认识，即外部经验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本身而言并不是必需的。如他在《生产与再生，1927》中提出的个人的全面发展，提炼出感官能力的极限。
先锋派与社会需求
在圣西门“三巨头精英联盟”的构想中，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行为：散漫的行为——“艺术家对于目标、目的和计划的假定”；务实的行为——“实业家对于方案的切实可行的实施举措”。艺术家拥有预见可能性的能力，但得依赖其他人将想法付诸实践。然而，“艺术—社会先锋派”的野心是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使其融入一个新社会的建设之中。他们希望形成“双重革命”的效应。
但罗德琴科和利西茨基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俄罗斯革命之前，俄罗斯没有工业设计的传统或制度。他们必须在新经济政策背景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设计的具体需求进行斗争。继承了俄罗斯工业整体落后的本质，这意味着许多由构成主义发展起来的思想没有真正的机会在大规模生产的水平上得到实现。相反地，“实现全国电气化”的大规模发展工业计划与工业设计的实际需求，完全超过了构成主义者们想象的规模。 对新的社会主义主题的呼吁使他们专注于日常生活对象、家庭和商业空间，而这些主题将在其中产生，并通过这些空间产生。
然而，正是这种大规模生产排挤了其他经济、文化空间。然而，当艺术家们想象自己对一场社会和文化革命的贡献时，斯大林主义的崛起给先锋派带来了新的冲突。但马格林打破了过去艺术史的叙述，认为先锋派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艺术家的活动和国家的计划直到斯大林时代才结合在一起。当时需要进行大规模宣传，以使苏联成为在欧洲反对日益增长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战线上的一个力量。在那个时候，国家要求工业生产的图像代表了全面的经济发展，同时是一个新的苏联主题的社会和文化转型。那时，艺术家们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为了自我保护，以妥协的方式在宣传杂志《苏联建设》的设计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
一个更广阔的设计概念
相似的摄影模式，罗德琴科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趣味，而纳吉却展示了“生活无穷无尽的奇迹”。尽管纳吉没有被卷入到政治漩涡中，但他的教育理想在美国同样遭到阻碍。本书的最后一章讲述了纳吉在芝加哥作为设计教育家的岁月，揭示了一个欧洲移民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实用需求之间的鸿沟。
“为生活设计”是纳吉在《运动中的视觉》中提出的，使得设计从销售主导的思维模式脱离出来。。他将设计的所有问题融合成一个“为生活而设计”的巨大问题。需要创造一个抛开市场而独立思考、设计的社会性空间，开展通识教育，使个体思维感官全面发展，从人类活动本身——家庭、劳动、生产关系中开发可以改善——规划——组织世界的新方式。
但面临的现实是“大众文化代替和淹没了人的价值实现”，商业不断“推崇新意”，营造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新的有机需求的幻觉” ，人的本能却被遏制，人的能力也处于分裂的状态。
作者带领读者从革命前后的俄国走到魏玛德国，再回到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最终以二战后的芝加哥结束旅程。有些时候，罗德琴科、利西茨基与莫霍利-纳吉似乎在为同样的乌托邦价值而奋斗。然而，罗德琴科与利西茨基最终被迫转变他们的意识形态，去抵制反对先锋派的苏联政策；而莫霍利-纳吉则不得不去面对虽允许大量自由创作但对艺术家的政治主张不当回事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发现，生活的变革仍在继续，但为乌托邦奋斗不是一个所有参与者在手段和目的必须达成一致的共享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