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昨日，我与朋友在清泰街和佑圣观路路口等红绿灯，目睹了一个骑车的老人在路的对面突然倒下，再看着他自己缓慢地爬起来。这个等待和观看的过程变得如此漫长而忐忑，期待着他周围的人去扶一把。该等红绿灯还是冲向前呢？为什么没有人动身？终于，绿灯了！我们到他身后询问状况，他错愕地回头，还没有回过神来，连忙说谢谢他没有事，然后就继续骑车消失在街道里。“他的车还装了小孩的后座椅。”成为了这个小插曲的最终的记忆残影。

伊卡鲁斯的死亡风景

     是的，这只是一个生活里被无限放大的细节，也是作者理查德·桑内特在书中发出的现代生活忧思。城市变成一个“视觉市集”，对周边场景的同情跟快照一样，只发生在短暂的瞬间。 这种短促的同情心在现在甚至是一种无用的滥情和自我感动。

      书中用了老布鲁盖尔的画《伊卡鲁斯坠落之景象，1558》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漠视——“没有人会为一个垂死的人停止犁田”。然而这种静谧中的恐怖意象就出现在现今毒品泛滥、犯罪横行、传染病蔓延的格林威治村里。空间被抹杀，人与人感受不到彼此的存在。格林威治村的社区幻想破灭，只剩下差异与冷漠。民族、阶级、性别、性向、年龄、地域的界限在多元环境下变得更加尖锐。

      面对现今的问题，桑内特重新回到伯里克利葬礼演说数月后瘟疫爆发的雅典，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描述的道德崩解景象。并以此为起点，重新回顾了西方身体史与城市文明史（肉体与石头），探寻近4000年来支配性的身体观念与城市空间塑造的互动关系逐步对感官的剥夺。

断裂的城市

      虽然本书受福柯《规训与惩罚》、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弗洛伊德《超越愉悦原则》的影响，但桑内特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他坦言自己是“抱着宗教信仰者（犹太—基督徒）的心情”写这本书的，选择了西方文明传统（希腊悲剧与基督受难）的疼痛主题进行探索。身体上的痛苦源于人和城市一次又一次地被放逐，而上帝又要求被放逐者生活在一起。

      正是我们身体上所感受的种种被压抑的以及匮乏的经验，让我们更能对自身所处的世界有所知觉。但在不同的时期，因为身体经验（统治者的或是被压迫者的） 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空间与形象，城市又反过来塑造着身体。在桑内特的架构中，人类自希腊以来的城市发展史被浓缩概括为三种身体的形象，分别以身体的不同器官来命名，它们又对应着人类历史上的三种城市理念和类型。上古时期，声音——雅典——公民社会、眼睛——罗马——形象与权力崇拜；中古时期，心脏——威尼斯、巴黎——基督教慈善事业与异教、城市经济的紧张；近现代，动脉与静脉——伦敦、巴黎、纽约——身体内循环与交通系统。

       路易十五的宫廷花园变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净空的广场，中世纪作为一个慈善纽带的巴黎圣母院到2000年杜塞尔多夫学派摄影师Thomas Struth 拍下的现代旅游景观。巴黎人没有停止对圣域（Sanctuary）的追寻，始终在弥补亚当夏娃的过失，拓展伊甸园的想象。城市被不停地被意识形态改造，城市存在的本身却被否认。人与人的关系也像不断增多、日益复杂的道路一样，不断地被切割。圣域之外的人只能继续在“都市荒野里流浪”。

被动的身体

      “圣域之外的人”是边缘的、被压迫的、被遗弃的人群。他们的身体只能被动地响应。桑内特在开篇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城市由不同的人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但城市的发展却走向无差别、无目的。

      希腊人通过展示裸体展示民主精神，罗马人将身体的结构转化为帝国的视觉秩序；基督徒在受苦中凭空寻找救赎空间，而犹太人因威胁一神秩序而被隔离；现代人在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中，却失去了与城市、他者的连结。城市仪式空间的设计从受难模式转向了创造愉悦的模式。在舒适中感官被剥夺，使得个人在城市里沉默，对话空间消失，公共生活衰落，公共领域缩窄。这种种现象都遵循着愉悦原则。人类只有重新回归身体，回归感觉，才能真正恢复被现代城市文明所排挤掉的人的身体和文化。

      在主从关系的支配下，“圣域之外的人”反而能够以自己的身体反抗着。古希腊妇女节、阿多尼斯节在黑夜的屋顶里狂欢以及法国革命初期妇女们组织起来的面包运动；早期基督教徒与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者在饭厅里传播信息；威尼斯犹太区在夜晚的唱诗仪式和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爵士乐……他们都凭借自己有限的身体，在夹缝中有限地连结彼此，被动的身体因此而具有了主动性。

       “市民、公民”指的是交织的命运，个人与个人的、与社区的、与城市的共同命运。“爱邻人如己”的律令再次被提出。但 “对他人的同情（爱）源于自身的不完整，而不是纯粹的善意或是政治正确。” 桑内特戏谑地将自己定义为“布尔乔亚式的波西米亚人”，他崇尚着在危机中的多元文化和社区文化，希望自己通过这本书，像福斯特《霍华德庄园》《莫里斯》里的主人公一样，承担起“连结”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