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后，人的性情发生了变化。”在差异不断加剧的空间里，文学、电影、概念性的思想试图结合起来阐明、恢复和重新创造一个失去的历史叙事。而生产、所有权、分配制度、科技条件的急剧变化影响着市场对创作的需求。创作者如何给自己定位？定位在何处？如何表达多民族混合、全球化的都市状况？
面对模糊不清的、无力的现代、后现代话语之争，作者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中寻求解决方案。自反性在这里是“自我对抗”，而非反思。是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体现在空间-时间的不均衡发展，多种现代性的共存。
大都市环境里新的个体身份和社会集体性的相适应产生新的表现模式（顺势疗法）——独白、意识流、意象主义、蒙太奇。作者引用了布莱希特的话“为了一个 ‘更进步’的秩序 ”来概括这种自反性现代化的美学混合——用碎片拼贴、混合、溶合起来的一致性。
对抗现代地狱
现代化大都市的扩张意味着征服、剥削、霸权与转化、同化、服从，通过通讯系统、公共空间呈现出“跨世纪的外貌”。 一种对“现在”进行想象、批评、审问的渴望与反抗姿态同时在反动的现代主义者社群中产生，城市的形象成为了文学的“客观对应物”。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文艺工作者面对纽约的高速现代化与文化艺术发展之间的矛盾，选择了移居欧洲，并在另一个大都市中心形成特定的群体。 典型的是以庞德和艾略特为代表，将“美国性”带入爱德华时代的英国。 “庞德时期”的漩涡主义者，集聚在伦敦肯辛顿的各个餐馆进行会面、作品交流。“崭新的音乐、充满生机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欲望 ”以肯辛顿为中心，通过出版社-杂志（如《风暴》《新准则》）向外辐射，形成文化社交网络。
这种“餐馆的精神”在英国却遭到审查，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受阻。“清教徒式的英国背叛了与西欧（法国）之间的历史亲缘性，从一个理想的崇高的文化都市堕入现代地狱的深渊。” 城市犹如庞大的机器， 无个性特征的人群、空虚和无政府正是这个机器的自反性特征。“乘车上下班的人群 ”成为作家们书写的对象，从波德莱尔、爱伦坡《人群中的人》、齐美尔《时尚的哲学》到庞德《诗章》、艾略特《荒原》。
但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创作力与男权、性欲相联系，女性则遭到贬损，儿童被漠视。女性主义在婚姻传统和堕落的开放关系的夹缝中生存。
异国、异域、异族与迁移
相对而言，同时期的美国黑人文艺圈面临更残酷的挑战。隶属于大都市背景的哈莱姆是另一个思想不断涌入的漩涡、一个“种族问题的实验室”。对自由的文艺圈黑人而言，这里能找到乌托邦式的归属感，而对白人而言，这里是一个歌舞表演，寻求异域刺激的边缘地带，普通的黑人则在此赤贫地生存着。爵士乐正是在这种矛盾环境里诞生，也成为20年代美国的新风尚。其双重性基因一方面源于黑人灵歌“悲剧性的深邃”，一方面源于白人对“性欲外露、不拘礼节”的原始风格的改造、教化——异域他性与现代性（交通、通讯、推广等技术条件）的联姻。“每一次爵士的瞬间都是对身份的定义”，在个人和集体的紧张关系中述说着世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爵士的形式——音调的冲突变化、重复、急奏、独奏如同哈莱姆“碎裂、潜伏的社区意识”一样，在BoogieWoogie的隆隆声中，歌曲舞蹈、游行队伍的片刻中融为一体。集体的挫败感很快就在喧腾的音乐结束后，30年代的骚乱里复现。
80年代的英国，放弃抽象的“黑色”，试图在表征政治（Representation Politics）领域寻找策略，超越本质论的种族范畴。但在种族问题仍待解决之时，还同时面临城市中心与边缘的身份危机问题。“郊区人”在大都市中产阶级前的自我否认，种族、民族问题被重新编码为个人表达和对身份更急切地确认，只有在特定的自卑时刻，“殖民地主奴间的欲望和藐视才浮现”。 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的 小说《郊区佛爷》（the Buddha of Suburbia，1986）正是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人物卡里姆的原型是作者自己的巴基斯坦安瓦尔叔叔，拙劣地模仿英式的生活，持着朝向未来的心态，“不想对自己追根究底” 。但最终在一次演出中，彼得·布鲁克说的“创造性生活”中找到了自己，亦在郊区中见证鲍威尔主义的爆发和种族主义带来的伤害。
20世纪是个移民的世纪，人群跨越大陆、语言、传统和文化一直在“迁移”着。伦敦东区的“移民中转站”斯皮塔佛德则是另一个悖逆、反理性、平民主义的漩涡，在20世纪充当不同的政治角色。这样没有固定传统文化的社区“能够召集并经历救赎性的迁徙，使得城市健康” 。但到了世纪末，后殖民遇上了后现代，殖民的“他者”不再是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而是自己的邻居，一个类似现代主义巴黎咖啡公社的对抗大都市的公共社会阶层缺失成为了后现代大都市的主要问题。
对话与社群的重建
“一边是孤独的房间的优先便捷，一边是跨越城乡的漫游探索” ，现代理性规划下，自我追求与他人融合。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描述的犹太人的“粘性”即本书说的“离散的本质”成为了大众的普遍特征。后现代恐惧体现在不确定性，无中心性，不可寻求的真实，共鸣能力的缺失，急需另一种共同性的确立。
这种共同性并非怀旧回忆中的或是乌托邦构想的均质化社区。与“陌生人在一起”的城市生活，不指望一种直接的互惠，互相理解，但会竭力实现“对差异性敞开胸怀”的态度。这个社群“既包含个人家庭集体的历史感，还容纳更政治化的瞬间，临时的一致性，随时变化的自觉。”书中介绍了加州亚裔导演王颖和纽约犹太小说家保罗奥斯特合作的电影《烟，1995》，以保留烟店的过程和两个男主人公不断亲密的关系（跳脱父与子的模型）为线索，编织了不同人物间相互交叉的冲突和“藏污纳垢”的布鲁克林社区空间。电影结尾的“稳定性瞬间 ”——为庆祝烟店保留下的跳舞场景，确立了在不完美社区，多民族间，人与人获得联系并重新确立身份的可能性。
后现代是否旧意味着社群的终结，那可能是一种依附于地方的社群。 建筑项目的快速周转和人生活的临时性相契合。因此需要寻求“没有具体地方的空间”，作为一种概念的、政治的、跨越空间的关系不断发展的跨文化网络的全球化空间。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蔓延城市（Sprawl City）三部曲”的赛博空间和废品回收美学被提出，同时也再次体现了自反性现代化的特征。
城市化的动态（过程）和城市的构成物（存在）在一种基本的创造性的矛盾中存在。文学、电影通过模仿可能的、可供选择的、身份和社会性有关的故事，促进城市想象的重建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用后现代理论、文化地理学框架去剖析文学、电影作品。同时也是在通过这些作品去进行城市研究，呈现现代人生存的境况。但论述较松散，后面的翻译也欠佳。
我们正在经历又一次变化。与他人的沟通、与城市的联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对权力和制度的信任也在不确定中，仇恨与歧视仍在继续。多元文化同时又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不平等、赤贫和漠视。 “去年栽在花园里的一具尸体 ，它会发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