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追求理性与秩序的现代社会里，为什么会发生最野蛮的杀戮？“Thou Shalt Not Kill”的禁忌是如何被打破的？作者在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列维纳斯《伦理和无限》的基础上，从文明发展进程、现代社会机制、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合作，道德的根源等多个角度，检视这一场全人类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但论述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距离。

理性的恶还是恶的理性？

    书中首先提出了一个疑问，在大屠杀之前，大家都只是过着简单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的邻居，完全没有杀人的念头，甚至是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他们也认为自己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什么到最后一步步成为了刽子手？而且，反犹主义在大众中并没有实际得到广泛认同和表达（以玻璃之夜为例），敌意情绪的煽动也很难引发持久且大规模的杀害。因此，纳粹政权采取了完全理性的模式——奥斯维辛，现代工厂体系的延伸，再利用行动者自身的理性来实现目标。

       “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法。区别于古代屠城将激情、敌我的二元关系寓于暴力之中，功能主义认为现代大屠杀的每一步都是“解决犹太问题”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意向主义认为，清理犹太人这个目标的背后有着一个更宏大的终极构想——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全然不同的社会。在这里，作者引出了“现代园艺国家观”的比喻。种族灭绝只是这个社会工程中的一环，伴随着现代医学发展，出于大众对卫生的期许和理性考量，犹太人的疾病隐喻使得社区隔离成为可能。

     这个杀人机器的运行，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工具理性——“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犹太人群体在自我管理中自我摧毁；犹太委员被置于自我保全与道德考量的囚徒困境中，实现压迫的再生产；甚至连尸体的毛发、衣物、牙齿都被循环利用，以达成今日的工作指标。一切恐怖都在无声之中。

距离的社会生产

    尽管作者反对只将大屠杀归于反犹主义历史传统中的叙述，但是还是在第二章中阐述了作为“无民族的犹太民族”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社会中的不协调和“粘性”，始终游离在虚空中，充当着缓冲的中介角色。这种超民族属性在种族主义盛行，新兴资产阶级兴起的时期，使得“越轨的”犹太民族就与主流社会产生了基本的距离。

     但界线的划分并没有止步于这种原始的“异类恐惧症”。纳粹权威通过序列化的行动，使得犹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彻底消散于大众视野之中。先是建档归类，定义犹太人，抹杀个体差异。这与现代颅相学的发展不谋而合。（参照波兰纪录片《肖像画家Portrecista》）接着开除雇员，没收财产，撕毁契约以断绝人际关系。然后是集中营，拉开物理距离，淡出大众的讨论范围。在集中营中则实行彻底的军事化管理，剥削劳动并采取一系列非人化的降格措施。在这时候杀戮已经被幻化成仁慈行为，最后的灭绝也顺理成章。

      刽子手、目击者与受害者的距离则源于无知，不断细分专业化工作，延长行为间的中介链条，最终导致与行为结果的断裂和绝对的道德中立。书中常用制造和控制现代精密武器做例子，按下导弹发射按键的人并不知道事情的影响，也不为后续的结果负责。行动者只对自身行为（有没有做好这件事）负责，主动放弃价值判断，一切听从权威，包括对自身意义的评估。道德与服从权威成为了同义词。

“我们的恐惧始料未及”

       作者到最后回到了道德的讨论中，重新理清了道德与社会的关系，否认了道德源于社会需要，反对道德的他律性。但道德是社会操纵的对象，这也使得各种恐怖得以发生。在这时，鲍曼终于提及列维纳斯的道德观念——“作为一张脸的他人的存在就是道德的根源”，这使得他整本书的论述变得完整且抵消了前面的冗赘感。道德产生于“与他人相处”，与“一张脸的遭遇”中。距离意味着抽象、抹杀“脸”，责任也随之消解。

      究竟谁可以讨论大屠杀这样沉重的命题？多少的讨论都显得乏力却又不足。 “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大屠杀似乎离我们很远，它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被普遍视为现代文明一次偶然失误。鲍曼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我们现在依赖的制度，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技术，不断被抽象的主体，人与人之间不断拉远的距离…….新的恐怖正在酝酿，或将取代旧的恐怖。我们在做什么？该做些什么？是否有一种适应于远距离的道德规范？

      在最后，鲍曼将质问转向了自己，如果自己也面临这般高昂的选择代价，是否还可以坚守道德义务，那时候又需要多少抵抗的人才能粉碎这般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