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文化与社会》的续作 ，于1961年出版。试图“从那些无法分开的系统之间建立起本质的联系，重新创造一种关于人类一般组织的充分意义。” 因此，从作品到社会机构都是本书的分析对象。第一部分着重概念的梳理，并以19世纪40年代英国为例，演示“漫长的革命”过程。第二部分展现了教育、报刊、标准英语、戏剧、现代小说在各系统中运作和存活的各种真实组织的“历史可变性”。第三部分就60年代英国亦是我们此时此刻的境况，提出纲领性的建议。
创造性与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面对一堆破碎的术语，作者使用“关键词研究方法”，整本书从“创造性”的观念史回顾开始。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里，创造这个词本身就隐含着与自然视觉（Natural Seeing）对立的含义。到文艺复兴从四个面向确立了艺术的创造性——启示、美的理念、自然的理想化和创造自然。雪莱则延续了第四种，在《为诗辩护》中提出诗人独有的“综合”的创造观。但另一方面，柯勒律治提出了对事物感知的原动力，“创造活动是在有限的心灵重演”。直到弗洛伊德，创造仍然是一种“幻想性”的存在，要求返回经验层，提取无意识的材料。创造的观念始终在自然与心灵、现实与艺术的主客二元论里徘徊。
为了摆脱这种二元束缚，作者将艺术定义为对新的共同经验的描述，并实现意义传播。而 “我们所经验的现实就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这把艺术看作是人类创造性地发现和传播的普遍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程序，重新定义了艺术的地位。使创造性活动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各种文化意义达成协调一致。“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作者对文化的界定，着重强调其整体性特征。其性质“总是既是传统又是创新的，既是最日常的共同意义又是最精微的个人意义，也是艺术与学习———是发现和努力创造的过程 ”。
“文化是日常的”对应了本书“感觉结构”的概念。区别于弗洛姆的“社会性格”、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是“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就是这种对于某个特定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性质的感觉，正是凭借这样的感觉方式，各种特殊的活动才能和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结成一体。”但既然用“结构”一词来描述，表明了它是“稳固而明确”的，然而它又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艺术和文学在这里应发挥其作用。
个人与社会的持续张力
在诸多创造模式里，个人与其社会的关系是个贯穿的问题，同时也是构成时代的各种冲突的核心问题。作者同样先梳理了“个人”和“社会”概念的观念史演变——霍布斯和洛克、卢梭和黑格尔的传统；克尔凯郭尔到萨特对“本真自我”的追求。他反对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拒绝“遵从或不遵从”的思考框架——一边是抽象化的个人，另一边是被理想化的群体。亦借此重新审视了“阶级”这个中间范畴。尽管它指出了一个新的关系类型，但阶级的划分界限已经失效，只带来“看不见的剥削”和优劣等级观念。在“社会的形象”建构方面，往往只关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系统，个体也被等同于其中的政治、经济角色。这指向的是一个“僵化的社会”。
而市场诱导模式加重了个人与社会的割裂思考，“人与现实的关系的一大片领域被遮蔽”。在20世纪，个人是“负责人的自由行动者”，在高度组织的市场绝对秩序中“兜售”自己并满足个人需求、虚幻的自由感。 作者强调要真正认识一个社会的真相，就必须考察政治(决策系统)、经济(维持系统)、文化(传播与学习系统)和家庭(生育和养育系统)这四个实际上无法分开的系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现其中存在的本质联系及其历史变化。
现实主义小说在1900之后正走向了两个极端，一边是纪实性的对某种共同体的描述，一边是个人的肖像，并占据了文学的大部分内容。作者同样用四分法划分了不同的小说模式——社会描写、社会公式、个人描写、个人公式。其中任何一种都是破坏平衡的。单一的描写造成了无意义，公式则将现实挤压成讽刺画。他赞许具有“整体观”的写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乔伊斯——有原则、原则地选择材料，描绘“构成整体的生活实体的许许多多的个人”。
现代悲剧
如果“阶级冲突”是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利益矛盾。“阶级斗争”则是针对这些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观意愿，是当“结构性冲突变成自觉的、相互的争夺，变成公然的力量交锋”的时刻。“如果你把整个历史进程定义为斗争，那你就不得不避开或省略所有冲突以其他形式调停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冲突被临时地解决或暂时地搁置”。
但是“社会”总是期许着“个人可以依照社会所拥有的最好的经验而活下来并得到成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从阶级拓展到动态的、相互关联的混合物——成员与共同体、仆役与机构、臣民与强加的系统化、反叛者与暴政、流亡者与失落的社会、漂泊者与无意义的社会。这也构成了社会悲剧的现代形式，不再是自食欲望的苦果，而是“身处社会及其特有的道德法则产生冲突”。因为审判只会带来“空洞无益的同情”。其中的英雄主人公是仍然坚决捍卫个人自由主义的反抗者，但反抗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表面活动和象征行为表现的。
“成长”和“革命”这一组无法兼容的高频词已经揭露了悲剧和社会危机所在，成长是对“人类向善”的追求，是“一场仍在进行的、未完成的全面社会转型中，大众读写能力、文化、民主组织的累积性拓展”。但作者的“革命”一方面不屈服于“常见的旧社会形式的惰性”“非民主的决策模式”“支配性的方式” ，另一方面又不会达到社会爆发危机的那个节点。
在分裂时代里，对自我的无限关注代表的是自我的瓦解，戏剧的危机就是社会，小说的困境就是当代的困境。但本书总体的态度还是乐观的。作者认为，此刻的任务是“用实际的历史教训来照亮我们目前的紧迫局势。从认清我们的实际处境开始，探究崩溃，迎接创造性挑战。”需要一种新的整合观——创造性发现，艺术应积极回应并构造一种新的现实。始终怀着“破除破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的压力与束缚，发现新的共同的制度，人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的信念。